本文首发于总第424期《看世界》

作者：王昱霄 （2018年7月26日）

他们团结在一起，取“江苏、浙江、江西”的三个“江”字，合称“三江人”。

一提起老一辈的东南亚华人移民，大家都会想到福建、广东这两个侨乡省份。这种印象大致没错。在新加坡统计部的资料中，华人被细分为10个群体，除了“上海人”和“其他华人”外，8个群体的祖籍地均为广东（包括海南）、福建。

新加坡华人族群的分类，是按照19、20世纪下南洋的华人移民祖籍地划分的，以福建人（特指闽南）、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为大宗。近年新移民涌入，除了能够划入原有分类的之外，都划进了“其他华人”一类。那么，新加坡在统计上为何专门设置“上海人”一类呢？新加坡早年也有那么多上海移民吗？

带着好奇，笔者试着去了解上海人向外移民的历史。不查不知道，这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

闯荡世界的上海人

上海于1843年开埠，其后迅速沾染了欧风美雨，成为了远东第一大都市，经济、文教条件在当时都相当优越。19、20世纪的中国恰逢乱世，出洋闯荡成为了中国沿海地区许多百姓的选择。相比于距离南洋较近的福建、广东，下南洋的上海人数量确实较少，但由于经济、文教的优势，许多离开中国大陆的上海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其中的佼佼者，要数移居香港的董浩云、董建华父子，董浩云是世界船王，而董建华成为了首任香港特首。在台湾，上海人的代表是郁慕明和蔡康永，前者是新党党主席、后者是著名主持人。而在美国，祖籍上海、生于台北的赵小兰，在小布什任内成为了美国史上首位亚裔女性部长。

在新加坡，上海人的代表是谁呢？答案是邵逸夫爵士。1937年，邵逸夫将电影公司的设备运来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即在新加坡制作电影。当时，邵氏兄弟的华语电影《貂蝉》《倾国倾城》《独臂刀》《天下第一拳》曾轰动东南亚，还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开设了21家电影院，更曾为适应南洋的需要拍摄过英文、马来文电影，对于东南亚的电影行业发展有很大贡献。

此外，邵逸夫对新加坡的同乡会活动也大力支持。邵氏家族长期支持“三江会馆”的发展，成立了“三江控股公司”，建设了“三江大厦”。2014年邵逸夫去世，虽然后来他大半生都生活在香港，但他选择了在新加坡下葬，也算另类的“落叶归根”。

“上海人”与“三江人”

有人可能会问：“邵逸夫不是宁波人吗？他支持的会馆怎么又叫三江会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又相当复杂的问题。

在新加坡的户政资料中，“Shanghainese”确实自成一类，但是这群人不一定都来自当时的上海行政辖区，他们大多来自江浙的县市。由于他们在1901年成立的同乡会叫做“三江会馆”，他们有时也自称三江人。

早年的华人移民中，绝大多数是闽粤人士，他们的同乡会有时甚至精细到以县进行区分。江浙人士较少，文化上又同属吴语区，因此他们团结在一起，取“江苏、浙江、江西”的三个“江”字，合称“三江人”。

这些江浙人士，均被新加坡统计为“Shanghainese”，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首先，他们多从上海乘船出发，到达新加坡时登记的出发地是上海，他们中不少人的籍贯也因上海的名气远大于江浙其他县市而按照上海处理；其次，他们在出发前基本都在上海长居并接受过训练——比如来自温州的木匠师傅、江浙各县的西服师傅等等；此外，当时的华人社群中，同乡地域意识非常重，一个人脱离了自己的同乡团体是寸步难行的，“Shanghainese”便成为了这群人的共同符号，是他们“想象的共同故乡”。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上海人”地域认同的形成思考这个问题。上海绝大多数人口祖籍为江浙，今日的上海老年人通常也保持着上海和江浙原籍的双重认同。19、20世纪的“上海人”如同今日的“深圳人”——来了就是，因此这些闯荡南洋的江浙人也算是“名副其实的新上海人”。

不过“三江”的概念却绝不止于上海（江浙）。来南洋闯荡的江浙人已属少数，而华北人、内地人就更少了，他们也因此和三江会馆抱团，这便使得三江的概念进一步扩大。

1927年，三江会馆的章程将“三江”扩大解释为“长江、黄河、黑龙江”，即“举凡长江大河南北以及黑龙江流域各省人士皆属焉”——此时的“三江会馆”，已经成为了全体非闽粤华人的同乡会。

现在，我们可以给新加坡的三江人下个准确的定义了：以江浙人士为主的全体非闽粤华人。

人数少，力量大

按照新加坡官方近年的人口统计，“Shanghainese”在2000年和2010年分别仅有21558人和22053人，不足华裔新加坡人的1%。即便参照1957年的数据，当时全体非闽粤华人也仅有3.5万多人，只占当时华人人口的3%。如今新加坡“其他华人”虽近20万，但大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新移民，并不能用传统的“广义三江人”视之。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加坡的三江人绝对是新加坡华人中的“少数民族”。

虽然人数较少，但是新加坡三江人的影响力却很大。不同于出卖体力当“猪仔”的福建、广东移民，新加坡上海人多从事文化行业或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邵逸夫家族，还有不少从事新闻出版与文学创作的作家。朱镜宙、张叔耐、吴仲青、王仲广、许杰、依藤、周了因、郁达夫、俞颂华、胡愈之、沈兹九、夏衍等人，都曾在新加坡创办报纸或刊物。这些出版品中有许多宣传改良风俗、妇女平等的进步思想。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出版品中对爱国、反侵略的思想也有相当宣传，这促进了新马华人民族意识的形成。此外，郁达夫在旅居新马期间，发表了200余篇散文和50余首旧体诗，其中不少与抗日救国有关。林参天在1930年代中期发表的作品《浓烟》，是马华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内容关乎华校教育，在新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书店是文化传播的最重要场域，新加坡华文书店的经营者中也少不了“三江人”的身影。在新加坡五大华文书店中，除了南洋书局是闽粤人士经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上海书局都是三江人士开设的。

早年间，他们主要从上海、香港进口中小学教科书和一般书籍。1930年代以后，英国殖民政府对书籍严格管控，他们凭“上海经验”在南洋就地编写教科书。近年来，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华文阅读人口快速萎缩，这些出版社基本都已停业，但它们对新加坡的文化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逐渐消失的上海人

三江人手工业的成就，主要是西装师傅和木匠。上海开埠较早，因此出现了一些华人西式服装师傅。1942年时，新加坡的上海服装师傅已经达到了400多人。上海师傅多以自己的名字开店，徐金生、桂生、宝金、陈庚生、黄生在当时都是名店。而丁荣华由于手艺好，更曾为许多社会名流量身订制服装。

从事木工行业的则以温州人为主。他们早年在上海学习手艺，其后听说新加坡收入远好于上海，便南下闯荡。这些温州师傅们多集中在三峇哇街、赛阿威路、吉真那街和芽龙路，有名的店家有上海华新木器、上海南京木器、大上海木器，而早年间的大户人家一般都会请温州师傅为自己打造家具。在1953年出版的《新加坡温州会馆三十周年纪念刊》中，730名会员有九成以上从事木工行业。

但是，在今天的新加坡，三江人几乎完全“隐身”了。在新加坡的街头巷尾，人们用福建话（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聊天依然常见，但是讲吴语的人已经见不到了——三江人已经完全融入了闽粤华人。

作为人数如此少的族群，融入其他华人族群是大势所趋。何况，新加坡在1960年代独立以后推广英文和华文（汉语普通话），方言界限的消弭也是新加坡国族建构的必经之路。

如今的“三江会馆”依然在运作，许多江浙籍的人士还会参与馆务。而新加坡的三江人也借着“乡情”投资江浙，搭上了江浙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经济快车。新加坡的街头也能见到一些公司的老招牌，斑驳的字迹上有“上海”二字，这或许就是它们曾经耀眼的见证吧！